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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到底有何好处?

导语:在谈及旅行文学的写作时,刘子超借用了保罗·鲍尔斯的一对概念,一个是“A traveler who writes(写点东西的旅行者)”,另一个是“ A writer who also travels(会去旅行的作家)”,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后者。

这一身份的选择让他从这个时代泛滥着的旅行文字制造者之中脱离出来,或者说,他的写作并非是这个旅游时代孕育出来的一个衍生品,而是对一种孤独的同时又具有冒险意味的传统的接续。这种传统在罗伯特·拜伦、诺特博姆、伊恩·弗莱明、V.S奈保尔等人的笔下浮现,它与十五世纪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有着直接而浪漫的联系,但也因此,东方的作家在这一脉络中长时间缺位。这种缺位在旅行已经从小心翼翼的猎奇变成说走就走的日常的今天,也依然存在,只是从无声变成了重复的聒噪。但在刘子超的旅行文学中,这个世界依旧保持着一种尚未被消耗殆尽的新奇,而那些生活在遥远他乡的人们也没有沦为一张张为了凸显异域性而刻画出的脸谱,你可以在他的文字中重新找回地域与人之间的那种古老的联系。

  “作为80后出生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饥饿和战争,也没有过父辈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猛的30年,目睹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证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浪潮。我们希望找到某种恒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故乡还是童年,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某种层面上,遥远的中欧就像一个镜像:它也在撕扯、游移、焦虑,但却依然保持了某种永恒不变的特质——有不安与刺痛,也有亲切与安慰。这种特质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需要旅行者耐心地观看、倾听。”

  这是《午夜降临前抵达》序言里的段落,这本书记录了他在欧洲大陆的两次旅行,一次是夏天的火车之旅,一次是冬天的自驾行,他既抵达了热闹的集市,又独自探访了鲜有游人踏足的山区,但无论是哪一条行程,都散布着书籍、作家、音乐、酒精与历史的痕迹,刘子超当然是文人气的,这一点被部分读者评价为“掉书袋”,但我宁愿把它理解为一种沉溺,失去了对前述种种的沉溺,刘子超笔下的世界也就瞬间消散了。这种沉溺带来的另外一重作用即是追寻,是对故去文豪踪迹的寻觅,也是对自己无法忍受的缺失的寻找,譬如文中所说的“恒定”。

  “我脚下的木地板发出“吱吱”的声响,我知道,那是19世纪的回音。某种程度上,那也是最后的贵族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喧嚣的革命风潮、残酷的战争,无情的大清洗,席卷并摧毁了一切精巧和珍玩。人类几乎是在一片贫瘠的沙漠上,重新尝试学习尊严和教养。站在米拉马雷城堡,我感到自己回到了“故乡”,它美而卑微,却抚慰人心。旅行如同一种寻找,寻找逝去的、遗忘的事物,从而告诉自己世界上曾经有过美的东西存在。”

  灵敏或者说充分的准备让刘子超得以在像木地板的声响这样的细节中找到一些残留的“美”,但事实上,旅行者又一定是矛盾的,他们的抵达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离开,而恒定或者美也只存在于抵达与离开之间那小小的豁口之中,和在某个当地的小酒馆遭遇的酒醉一样,在第二天清晨,就被日常重新占领。

  刘子超将这种旅行者的状态描述为“若有若无的归属”,而在旅行之后写下的东西对他来说才是获得现实世界的“支点”的过程。写作唤醒那些旅行之中的气味和语言,写作者在这个时间中消失于书桌前,重返故地,但这个故地又不再真的是当初所在的那个地方,它是写作所创造出来的第三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写作的真实大于任何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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